中国卫星通信的产业化进程正在提速。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正式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年的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工作。
根据《通知》，所谓卫星物联网业务，是指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
《通知》要求，申请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企业，应通过构建卫星物联网系统，以及业务支撑系统（BSS）、运营支撑系统（OSS）和管理支撑系统（MSS），依法依规在全国范围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
工信部表示，此次试验旨在丰富卫星通信市场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建立安全监管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支持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8月，工信部曾发布《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要实现手机直连卫星等新模式新业态规模应用，发展卫星通信用户超千万。
多套组合性政策的出台，也让我国卫星通信发展的路线图进一步明晰。Omdia电信战略分析师杨光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卫星物联网的连接速率相对较低，通过优先满足物联网设备对于卫星的连接需求，对于发展后续的高速卫星通信，将打好坚实的基础。
产业化迈入成熟前夜
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启动，也宣告了我国卫星通信产业迈入新纪元。
通信分析师周桂军告诉记者，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卫星通信长期以行业专网、应急通信和远洋船舶等专业场景为主。在最近十年，随着低功耗广域物联网（LPWA）设备需求爆发和低轨卫星制造与发射成本下降，卫星物联网才逐步从“点状试水”向规模化、商业化演进。
从具体脉络来看，卫星物联网从早期以窄带链路为主的行业连接，演变出面向海洋渔业、智慧农业、能源巡检和应急通信等大规模场景的应用体系。因此，在周桂军看来，此次工信部印发并启动全国性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政策“加速器”。
政策出台背后，是整体产业迎来了成熟时机。在上游卫星制造与发射领域，以中国星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为代表的国家队奠定了基础设施底座，同时，银河航天、国电高科、微纳星空等商业航天企业在低轨小卫星制造与组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低成本、快响应的“一箭多星”发射能力，显著降低了组网门槛。
在中游运营与终端侧，记者注意到， 此次商用试验的核心主体除了三大运营商外，还有获得商用试验批复的诸多民营企业，正致力于将卫星通信模组小型化、低功耗化，使其能像普通芯片一样嵌入到集装箱、重型机械甚至穿戴设备中。
在应用场景层面，卫星物联网正在从传统的远洋渔业、石油管线监控等工业领域，向更具消费属性的领域渗透。如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推出的“直连卫星”功能，以及户外穿戴设备的SOS求救服务，都成为卫星物联网消费端应用的尝试。
更重要的是，周桂军认为，随着“低空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无人机物流、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监管与通信需求激增。传统的地面基站难以满足低空空域的连续覆盖，卫星物联网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数字基础设施。
在种种因素推动下，我国卫星物联网产业也拥有了规模化商用的市场前景。据泰伯智库预测，我国卫星物联网2024—2028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超过40%，预计到2028年，我国卫星物联网的市场规模将接近100亿元。
而我国通信业在经历多年的市场化运作后，也对这类试验性商用有了充足经验。周桂军指出，此次《通知》仍是通过“商用试验”这一更灵活的监管沙盒模式，鼓励企业先行先试，与当年虚拟运营商的开放逻辑类似，旨在通过适度松绑，倒逼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成熟。
商业航天发展走向规范
就在卫星物联网开启商用试验的同时，商业航天作为卫星通信产业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在快速步入正规化。
据多家媒体报道，近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防科工局）已组建商业航天司这一职能机构，目前正处于人员招募阶段。业界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从早期的技术探索，正式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而卫星物联网作为卫星通信的核心应用场景，也成为带动商业航天发展的关键纽带。
回溯产业发展脉络，我国商业航天在过去五年实现了从“单点试验”到“星座组网”的跃迁，其中，以千帆、GW等为代表的低轨星座进入批量发射与常态化组网阶段，地面与终端能力同步提升，为卫星物联网提供了基础运力保障。杨光认为，星座部署的提速，是推动卫星IoT从专业场景向大众化、规模化扩展的关键条件。
同时，核心器件与终端的国产化也在加速。记者此前在2025世界移动大会上海展期间获悉，中国移动已推出两款基于RISC-V架构的国产卫星通信芯片与物联模组。此外，中国移动还推出了天地一体物联网管理平台、两款国产化卫星物联模组以及覆盖物流、电力、水利三大领域的卫星物联应用解决方案，其针对性布局意图明显。
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力，也为市场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预测数据，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在2024年已达到约2.3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8万亿元，展现出强大的增长潜力。在其背后，是国内超过7万家商业航天相关企业的蓬勃发展。
周桂军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投资逻辑主要是“技术驱动”，即投资于火箭技术和卫星平台。但只有当基础设施建成后，应用驱动的商业模式才能真正成立。而本次为期两年的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正是将商业航天价值由“技术能力”向“市场服务”转化的关键一步。
其中，商业航天司或能通过建立市场化准入机制、完善安全监管体系，为试商用提供政策保障，如简化卫星物联网终端审批流程、规范频谱资源使用，进而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而试商用则或能为商业航天提供规模化应用场景，带动全产业链成本下降，最终推动全产业发展。
成本与频谱挑战仍在
虽然卫星通信产业化大势已来，但在业内看来，频谱与成本是横亘在当前产业界面前的两大挑战。
周桂军表示，卫星通信涉及多频段、多系统并存，如何在3GPP NTN（非地面网络技术）、传统卫星频段与地面移动通信之间实现频谱共存与动态分配，是技术与监管并重的问题。国际电信联盟和各国的经验显示，频谱共享、LSA（链接状态协议使用的分组）等机制虽可行，但需要精细化监管与实时监测能力配合，否则易引发干扰与服务质量波动。
此前，有多位国内卫星行业人士表示，低轨卫星运行轨道资源和无线电频率资源稀缺，国外巨头已先发占据大量优质频轨资源，且部署速度极快。因此，中国星座需要与时间赛跑，以确保在ITU（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组网，否则将面临资源被收回的风险。
而这一风险，随着兼容全球卫星通信的6G技术研发的推进，也在增加。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此前指出，由于地缘政治与产业竞争，全球6G技术标准和产业体系面临分裂风险，因此，全球产业界需努力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在频谱之外，成本是另一大挑战。银河证券此前曾指出，我国卫星通信单位带宽成本是地面通信的5—8倍，终端价格居高不下，制约大众应用普及。对比来看，SpaceX “星链” 已实现盈利，而国内多数企业仍依赖政策补贴，商业化造血能力不足。
周桂军认为，虽然商业火箭的可复用技术和卫星的批量生产正在降低发射成本，但将这些成本转化为用户可接受的服务价格却面临困难。在地面蜂窝网络价格战激烈的大环境下，如何为卫星通信服务制定一个既能覆盖成本又能吸引用户的合理价格区间，是中游运营商必须解决的商业难题。
此外，在周桂军看来，尽管卫星通信芯片模组的成本已在下降，但与成熟的4G/5G模组相比，其成本依然高出后者数倍。特别是在对价格敏感的物联网场景，如集装箱追踪、农业传感器等，高昂的终端费用成为大规模部署的主要障碍。
双重挑战之下，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实现领先仍然任重道远。凭借政策驱动与市场成熟，迈入产业化快车道的中国卫星通信业如何应对，将成为接下来各界关注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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